《太平年》，让观众再次捧起了历史书，进入了边研究边看剧的阶段。
除了看剧不能倍速、快进，否则可能就会漏掉重要剧情之外，每集看完，很多观众还要再刷几遍解读视频，以往只爱“XX分钟解读全剧”，如今都变成了画面暂停，赶紧打开长达数小时的解读视频，以便更好地了解剧情。
“高门槛”不是《太平年》的定调，而是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对于观众来说自然的屏障，毕竟这段知识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比极低。而对于编剧董哲来说，与其想着如何“降低门槛”，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带着观众走进历史之后，如何让观众跟着自己一起走下去。毕竟门槛可以“踏平”，但剧情张弛有度才能真正吸引观众。
在成为《太平年》的编剧之前，董哲曾经创作过一本五代十国背景的小说，这段历史对于他来说并非完全陌生，尤其是北方争权“五代”的这一段故事。但在2021年接下华策的《太平年》，进入到材料梳理阶段的时候，“我才发现，我把这项任务想简单了。”
谁纳土，如何归宋
这段在夹缝中的晦暗时代，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并非主流的存在，甚至真正研究这段时期的史学家相较于唐宋都少很多，这样一个人吃人的黑暗时代，但落点却在“纳土归宋”，董哲熟悉的“五代”知识背景很明显无法覆盖全部创作，“对于创作者来说，第一件事就是破题。”
命题创作的核心，在董哲看来只有两个：找主语，立表达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扎进史料的海洋，完成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打捞与梳理，《太平年》的创作切口依旧是“材料”。“纳土归宋”被拆解为谁纳土？如何归宋？前者的主语就是钱弘俶，后者则是《太平年》的核心表达。
为了读懂吴越国，读懂钱弘俶，董哲先从最基础的正史入手，《新旧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鉴长编》，这些通用史书中散落的吴越相关记载，是他最核心的参考，虽可靠性高，却需要从不同的纪传、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一点点摘选拼接。而吴越国专属史书《吴越备史》，虽为一手资料，却只剩三分之一内容，钱弘俶的传记更是仅有一半，另一半需从明清时期所著的《十国春秋》中寻觅。
这本书在网上只有电脑机翻的版本，右开竖版被直接机器修改为左开横版，没有标点，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错别字，阅读难度极高。董哲又开始寻找二手书，最终淘到了一本相对保存完整的。但是这部成书于清代的史书，距离五代十国已过七八百年，史料可信度依旧存疑。
史料的匮乏还体现在制度细节的缺失，吴越国的官制、礼乐、兵制等内容，在史书中几乎无系统记载，董哲便泡在知网，下载数十篇吴越史研究论文，从《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》等专业文章中梳理线索，一点点拼凑出吴越国的制度轮廓。读懂官制是读懂政权的关键，若弄不清官员的品级、实权与隶属，便无法为人物准确定位，更无法构建真实的朝堂生态。
读史料的过程，于董哲而言从不是简单的阅读，而是一场“沉浸式的材料编辑”。史料里的每一个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时间，都是需要深挖的节点，但凡有模糊不解之处，必定刨根问底，直到弄清其本义与引申义，才算真正“吃下去”。这个过程往往会“越读越偏”，为解决一个问题，往往会引出十个新问题，但董哲从不懈怠，他说：“唯有将史料揉碎、消化，形成肌肉记忆，让自己拥有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体感，才算具备了动笔的资格。”
钱弘俶的一生，也就藏在这些史料里。正史中，钱弘俶继位前的记载不足60个字，仅记录了他的出身、短暂出任台州刺史，以及被拥立为王的宫变，其余皆是空白。董哲只能从史料中拼凑出他的人生，再结合吴越国的生存现状，梳理他的成长逻辑：吴越国地处江南、疆域狭小，在五代乱世中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威压之下，保境安民是历代钱王的核心诉求，钱弘俶的“纳土归宋”，绝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基于对天下大势的判断，更是对苍生的考量。
董哲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，与时代背景结合，为钱弘俶搭建起完整的人生轨迹，让这个在正史中略显模糊的君主，有了清晰的行为动机与情感底色。而这个过程，也让他为“纳土归宋”找到了核心表达：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交割，而是一个君主以个人与家族的尊荣，换一方百姓的安宁，换天下的大一统。
没有技巧，经得起考究
董哲常自嘲说，“自己是工科生出身，不会科班的技巧，唯有一身的蛮力。”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最初的剧本中，光是吴越国的重臣就有数十位，再加上中原王朝、契丹的人物，出场人物多到让观众难以记认。
《太平年》第一集出场人物就有30位左右，而这已经是精简之后的结果。“这些人物全部都是与核心叙事、与钱弘俶的成长和抉择密切相关的角色。”董哲说，“我不奢求观众记住所有人物，五代十国的故事本就有门槛，能让观众在第一集记住一两个核心人物，比如张彦泽、赵匡胤、钱弘俶，就已足够。”
第一集的故事如何展开，对于剧作来说非常重要，而《太平年》的前4集剧本，也反复修改过多次，最终，董哲决定，不要技巧性地选择观众更为熟悉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入手，“纳土归宋的主语，是吴越，是钱弘俶，这是无法回避的核心。”即便这个人物对大众而言极为陌生，甚至名字可能都会读错，但董哲也不愿为了“降低门槛”，而偏离创作的核心，“创作要实事求是，不能假设观众的起点，唯有直面真实的起点，才能让故事有根基。”
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，是董哲在创作中始终在思考的问题。他给自己定下了两条不可突破的底线：忠实于历史的底层逻辑，忠实于时代的历史氛围。五代十国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乱世底色，梁唐晋汉周的朝代更替次序，重要人物的历史定位与核心经历，这些底层逻辑绝不动摇；而那个时代的人如何说话、如何思考、衣食住行如何，朝堂的氛围、民间的生态，这些时代氛围必须真实。在这两条底线之内，便是艺术虚构的空间。
董哲认为，虚构的边界分两层：一是创作者的主观边界，二是外部的专业审查边界。主观层面，虚构的一切都要围绕核心表达展开，为了人物成长与故事叙事，可对细节进行合理加工，比如将多位历史人物的特质融合在一个人身上，比如为钱弘俶的成长补充史料空白的细节，但这一切都不能偏离历史的核心走向。
外部层面，重大历史题材的审定与审查，是最坚实的兜底，专业的历史学家会从学术角度判断，剧本的虚构是否在合理范围内，是否守住了历史的底线。董哲说：“历史剧的虚构，不是无底线的编造，而是在理解共情的基础之上创作演绎，唯有在历史的框架内，让虚构为真实服务，才能让故事既有历史的厚度，又有艺术的温度。”
无法躺平的年轻人
在董哲的笔下，钱弘俶不是一个天生的明君，而是一个在乱世中被迫成长、不断蜕变的年轻人。他的成长路径，是整个故事的情感主线，而这份成长，不仅藏着千年前的乱世抉择，更藏着对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照，“五代十国，是一个任何人都没有躺平机会的时代。”
钱弘俶的成长，是一场不可逆的蜕变。继位前的他，是天真烂漫的少年，对乱世的残酷一无所知，带着赤子之心踏入中原，目睹了汴梁的混乱、柴荣的果决、桑维翰的狠戾，才真正读懂了乱世的规则。
从汴梁归来后，他的内心被劈成了两半：一半是依旧留存的赤子之心，一半是适应乱世的成熟。他开始敌我分明，对自己人温柔，对敌人狠戾，而当他正式继位为王，那个孩子气的少年便一去不复返，他必须成为像郭威、柴荣那样的人，才能守护吴越的百姓。
“钱弘俶的成长不是编剧刻意安排的，而是当核心表达确立，当人物的视角被清晰定位为观众的‘我’，这个人物便会在时代的框架中自我成长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独立生命体。”
而孙太真这个人物的设定，是钱弘俶成长路上最珍贵的一抹温柔，也是他赤子之心的永恒映射。或许观众在看剧的时候，会质疑为何孙太真总是“不合时宜”，比如那场城墙对话的戏，但实际上，这是董哲有意为之。
“彼时的钱弘俶，目睹了中原的种种乱象，心中充满了困惑与不接受，而孙太真，这个与他处于同一认知水平、同样有闲暇思考的女孩，用最直白的话语点醒了他：你悲天悯人，却连身边的人都护不住，与其纠结于宏大的正义，不如先做眼前的实事。”
这场对话，没有半文半白的用典，没有朝堂的宏大叙事，只有最直白的内心交流，因为在董哲看来，钱弘俶与孙太真的对话，是“我与你”的对话，是人物内心的对话，更是观众与自己的对话，无需华丽的辞藻，只需真挚的情感。
孙太真这个角色的核心作用，便是成为钱弘俶赤子之心的外化载体。当钱弘俶毅然决然在乱世中要争出天下，带上了几分狠戾之后，孙太真便成了他心中唯一的柔软，是他与少年时代的连接。董哲没有让钱弘俶“黑化”，因为他的核心选择是“纳土归宋”，是为苍生谋太平，而孙太真的存在，便守住了他内心的这份纯粹。
这样一部看似与现实相隔千里的作品，却因为“无法躺平”与现代的年轻人形成了有趣的互文，“五代十国的躺平，是被别人当作外卖吃，而当下的躺平，是躺在家里订外卖吃，两者虽有天壤之别，但那种被时代推着往前走、不得不直面问题的压力，却是相通的。”
当下的我们能做的，就是从过往的经历中汲取力量，踏踏实实面对眼前的每一个问题，一步一步走向心中的“太平年”。通过钱弘俶的故事，董哲想告诉观众：无论身处何种时代，唯有不躺平、不逃避，守住内心的纯粹与坚守，才能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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